新高考 再思考 再出发

新高考再思考再出发

方向性失误：在赋予学生选择权的名义下，科目选考和多次考试。看似尊重学生兴趣、减轻学业负担、文理不分科、改变“一考定终身”，据称还附带培养选择能力等素质教育意味… 实践中被事实戳破，不仅上述目标在现实中全都走偏，还使得高中教育越发应试化，大学教育起点被扰乱。

把分数转换成了每门科目基于排位的等级，比如在某一科目一次考试的所有考分中最高5%的分数转换成A等。一个考生的科目等级不取决于他实际上考了几分，而取决于他的水平和同批参加该科目考试的其他学生的水平之比。每个科目的应考群体不同，在不同群体中取得的相对排位根本无法等价。

田忌赛马：科目选考乱象——避开强者去和弱者比。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学生就会选择避开和较高水平考生一起考试的科目。所谓“我们不要去做分母”，造成了物理被普遍放弃的现象。同时地理科目大受追捧，地理教师骤然变得稀缺。

如果只是着眼于提升物理选考人数，使各种科目选考看起来均衡，无异于“头痛医头”式的做法，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迫使学生屈从于谋算利己主义。让高中生在高一高二就投身科目选考的轨道，并且自我承担后果，这是粗暴而不负责任的。在高一就已经不得不听由阅历丰富的家长和一些所谓生涯规划营利机构的摆布，迫使高一高二的学生立即终结不确定的自我生长，听命于成人的精明世故，把他们过早地推入应试轨道。

科目任选不仅造成考试失序和失效，也使得大学教育起点混乱。 以复旦大学为例，作为典型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约三分之二的本科生都要修读“大学物理”课，因为它是绝大多数理科和工科专业的必要基础。最近2017级本科生的“大学物理”第一次统考成绩刚出，上海、浙江生源学生不及格率比过去大幅提升（有的班高达30%）。 没有选考物理的学生入学时基本只有初中物理水平 ，这种制度性的不及格对学生的学习自信和兴趣造成严重打击，

高考中一门科目多次考试会加重学业负担，扰乱高中教学秩序。以英语为例，每位应届生可以在高三阶段考两次，取其中较高分记入高考成绩，而其他科目都考一次。表面上，英语考场内外学生表情比以往轻松了，家长送考也减少了。实际上，九成以上的学生都去考了两次——哪怕能再高一分也好。

大道至简，高考改革不应使选择高度复杂化。 高考越简明直接，负担越轻。

面对高考新政，针对高二年级的课程开设，我校制订了三种课程方案。方案一，高二年级仅地理学科走班，其他学科不变。

方案二，6科套餐制走班。

方案三，6科自选制走班。

三种方案各有特点，基于管理方便、基于高考提分、基于学生选择，我校管理层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讨论回归到教育的原点——育人。于是，选择第三方案便成为我们的共识。

经过学生的自主选择，我校选科情况如下： 46.3%的学生选物理，49.9%的学生选化学，55.8%的学生选生物，33.8%的学生选政治，38.2%的学生选历史，由于地理等级考安排在高二年级等原因，所以76.0%的学生选地理。

实施“走班”后，我校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和原有的规章制度、管理模式、评价方式等相冲突。以“管人”为出发点的制度“易立”，而以“育人”为出发点的制度“难行”。

1、实施“走班”后，排课系统如何跟上“自主选科分层走班”的需求？

2、怎样合理排课使得高二年级、高三年级“走班”不冲突？

3、等级考与合格考“走班”如何协调？

4、怎样安排期中、期末的考场？

5、高一年级开设几门学科，课时不够如何解决？

6、实施“走班”后，最适合做班主任的教师集中在语、数、外学科，如何破题？

7、怎样合理评价“走班”教师的教学质量？

8、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富余师资怎么消化？

9、实施“走班”后，无固定的学生自修课多了，谁该是管理的主体？

10、谁来监管学习不自觉的学生和乘机逃课的学生？

11、“走班”学科的“拉差补缺”怎么解决？

走班”教师进班级上课前先要做好该班级的内务管理

“走班”课上学生间发生矛盾，任课教师必须承担解决问题的责任。

任课教师挑起了史无前例的重担，他们从不适应到适应，角色转变的背后是教学与育人意识的增强。

年级组的管理工作更显重要，也更需精细化。

首先，强化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自觉。同一行政班的学生组成了互帮、互助的小组，在课后作业、咨询答疑等方面建立联盟。

其次，各年级组创设了针对“走班”的一系列管理策略：专门设立了作业“中转处”，解决“走班”后学生交作业的混乱现象；建立了自修学生集中管理制度，由年级组指定教师轮流值班；加强了“走班”课的年级巡视，尤其是对学生出勤加以管理；恢复预备铃声制度，杜绝教师拖堂现象，确保学生在课间完成“走班”。

第三，协调师生间“教”与“学”的问题。我们完善了针对中途换科学生的管理与协调、针对年级“问题生”的管理等工作。

高一年级中开设了“中学生生涯规划”课程。通过知己、知彼、抉择、行动、目标五环节，在生涯测试、校友介绍、职业体验、高校一天、生涯规划等活动中，在我校专业合作伙伴的三年跟踪支持下，绝大多数学生学会了思考、选择。生涯规划正在成为描绘高中生“学会选择”的校园五线谱。

实行了“一生一导”，即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导师。这种选择是双向的，学生可以选导师，导师也可以选学生。导师每两周至少要与学生进行一次谈心，以此了解学生的思想状态、心理变化等，并对于学生的生涯规划、心理困惑、学习困难等问题，给出温馨的建议和指导。

困惑一：“选科走班”能更进一步吗？在一次“走班”专题座谈会上，一位学生问我：“校长，我们可以选学科，还能选教师吗？”让学生选择学校，最后淘汰的是学校，学校可以在教育变革中求得新生；让学生选择学科，最后淘汰的是学科教研组，教研组可以在组织学习中实现重构；让学生选择教师，最后淘汰的是教师，教师可以在专业学习中获得逆转。另外，我校“走班”教学迟早会涉及语、数、英三门学科。尤其是数学和英语学科，学生们学习兴趣、学习基础、学习能力差异较大，只有因材施教、分层教学，才能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得到提高。

困惑二：学生不会选择时，是“教会”，还是“替代”？有人说：让高一年级的学生去选择未来高考的学科是否太早？虽然有生涯规划课程，虽然有导师制，但还是会有学生不会选择，或者有选择困难综合征。学生们不会选，选了又后悔了，这些情况都会长期存在。高一、高二年级学生年龄还小，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教”他们，到了高三学生不会选志愿，其结果就会是家长替代、教师替代。与其到时替代，不如提前教会。当然，学生毕竟不够成熟，他们还不能真正担负起“落子无悔”的责任。我们在设计“走班”方案时，在高二年级第二学期和高三年级第一学期都留有两个转科的窗口。

困惑三：教师的课堂魅力在何方？我校学生很快便适应了“走班”的节奏和“走班”的文化，而教师们却难以适应，或者说教师们不太愿意改变。原来“三加一”高考体制时，每科高考分数都是150分，学生都不敢放弃。不少教师借着“高考”的“虎威”，在讲台上“呼风唤雨”。新高考采用“三加三”模式，等级考单科的分差只有30分，等级考0.75的难度系数，令长期徜徉在难题、偏题海洋中的教师难以适应，普遍感觉找不到方向了。教师的课堂魅力在何方？我们认为，应该回归学科的本原，回归学科的核心素养，回归育人的核心价值。

高考改革不应使选择高度复杂化

文 / 陆一

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背负着应试教育、以分取人、学业负担大等诸多“罪名”，高考穿过了教育改革的风风雨雨。实际上，我们俗称的“高考”并没有一个定型，每个省级行政区的考试招生方案也不尽相同。然而，不论具体方案怎么改革，这项国家考试制度得以存续至今，是因为人们心目中的那个“高考”有一系列其他制度无法替代的优越性：

对个人而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所有参与者得到同一条准绳的检验，这种检验把基于努力和才能的学业成就作为人才选拔的最高标准，排除了身体外貌、家世背景、乡土地域、财产收入、社会资源等各种先天不公平因素的直接加载。

对国家和社会而言，高考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了全国每年近1000万考生的分层，它对人才粗筛的总体有效性是全社会用人单位有目共睹的。

实际上，我们只有高考这一项制度承担着全国范围的全面人才选拔的使命，这种选拔不只为了个人幸福，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每个人的学力得到公平的对待，同时简明高效地实现国家级选才，这就是“高考精神”。

1高考精神的起起落落

近些年来的改革究竟是发扬了还是削弱了“高考精神”？

首先，2016年高考改革的多项举措确实扭转了过去与“高考精神”背道而驰的一些趋势。十多年前开始的分省命题使得不同地域的人才遴选准绳不再一致，此次改革已经开始缩小分省命题范围。过去自主招生设置在统一高考之前，此次已经将“三位一体”等自主招生改为统一高考之后。这两项改革都实现了笔者先前撰文呼吁的“统一命题”和“先粗筛，后细筛”。

此外，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取消体育、艺术特长生加分项目；完善和规范自主招生，严控自主招生规模；通过探索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推动高中素质教育；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等。这些设计来自多年的实践经验，加强了统一选拔的公正性，符合高考精神，有明确的进步意义。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此次高考改革有一项措施存在方向性失误：在赋予学生选择权的名义下，科目选考和多次考试。改革后，学生可以选考不同科目的组合，达数十种之多，严重损伤了高考作为统一准绳的本质。统一准绳既保证了公平性，也是选拔有效性的前提。此项改革看似尊重学生兴趣、减轻学业负担、文理不分科、改变“一考定终身”，据称还附带培养选择能力等素质教育意味……这些设想却在2016至2017年的实践中被事实戳破，不仅上述目标在现实中全都走偏，还使得高中教育越发应试化，大学教育起点被扰乱。

2田忌赛马：科目选考乱象

新高考可以在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任选3门科目考试，然而不同科目组合的总分之间根本不可比，于是制度上把分数转换成了每门科目基于排位的等级，比如在某一科目一次考试的所有考分中最高5%的分数转换成A等。

于是，一个考生的科目等级不取决于他实际上考了几分，而取决于他的水平和同批参加该科目考试的其他学生的水平之比。该操作理论上使不同科目按等级可比，实际上依旧不可比，因为每个科目的应考群体不同，在不同群体中取得的相对排位根本无法等价。

由于这种将折算操作显而易见的漏洞，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学生就会选择避开和较高水平考生一起考试的科目。所谓“我们不要去做分母”，造成了物理被普遍放弃的现象。同时地理科目大受追捧，地理教师骤然变得稀缺。

从同一个逻辑出发，甚至还有家长被鼓动参加考试，为的是做大分母，抬高自己孩子的此次排位。这些异化乱象不能归咎于考生或家长，也不是技术上调整算法就能化解的。在选考科目的规则下，最佳策略就是“田忌赛马”——避开强者去和弱者比。可是。高考精神并不是精明地选择和谁比，而是所有人在一起公平地比试。

高考改革实施第一年后，“弃考物理”现象的突出爆发引起了社会关注，但说到底，报考数据是容易美化粉饰的，人心向背却不言自明。

如果只是着眼于提升物理选考人数，使各种科目选考看起来均衡，无异于“头痛医头”式的做法，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根本在于科目任意选考动摇了可比性，统一的准绳被拆解，当选材的公平和效率都大打折扣，高考也就名存实亡了。

3迫使学生屈从于谋算利己主义

高中生真的有能力做出科目选择吗？难道高考是一项鼓励兴趣、欢迎试错的制度设计吗？

在尊重学生的兴趣和自主权的名义下，高考几乎忘记了自身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根本定位。

科目选考的放权违背了教育规律，沦为得不偿失的纵容。根据人的身心发展，每一个教育阶段都有不同的发展目标。高中三年的学习以及高考都是学生逐步把握自身才性的必要过程。全科的学习，迎接全面的考试检验才最能支持学生为自己的未来做出理性判断。

更重要的是，判断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理解人类文明建构的知识体系，认识国家社会的近期需求和长远发展趋势，从而树立具体的志向，走出自己的道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过程，恰恰需要大学本科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共同作用，根本不是单凭高中教育所能承担的。

让高中生在高一高二就投身科目选考的轨道，并且自我承担后果，这是粗暴而不负责任的。高考显然不是轻易试错的场合，大学本科教育才是真正提供选择教育和较低代价试错机会的阶段。

事实上，绝大多数高中生既不是凭兴趣，也不是根据志向来选考，他们自己的志向还没有树立起来，在高一就已经不得不听由阅历丰富的家长和一些所谓生涯规划营利机构的摆布。

这次改革看似推崇选择性，其实根本不尊重学生自己去寻找真正的内心所向，没有给成长留下空间，反而迫使高一高二的学生立即终结不确定的自我生长，听命于成人的精明世故，把他们过早地推入应试轨道。

科目选考大大加强了投机取巧、规划谋算在高考中的分量，应验了“学生考得好，不如家长、老师选得巧”。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哪里是锻炼“选择能力”，分明助长了谋算的投机心理、精致的利己主义。

4大学教育质量起点受损

科目任选不仅造成考试失序和失效，也使得大学教育起点混乱。大学教育需要以相当的基础教育水平为前提，高考本应该成为大学入学学业准备的制度保障。

所谓“高考改革元年”的2017级新生凭借五花八门的选考科目入学之后，教师不得不面对在存在大片基础知识缺失，而且在某一科的学习能力上完全没有经过选拔检验的学生，尤其是理工科避开了物理，人文社科避开了历史的情况。同一个课堂上，学生们的学业准备差异巨大，对教与学都造成很大麻烦，这种本不必要的麻烦将从根基上危害到大学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以笔者所在的复旦大学为例，作为典型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约三分之二的本科生都要修读“大学物理”课，因为它是绝大多数理科和工科专业的必要基础。

最近2017级本科生的“大学物理”第一次统考成绩刚出，上海、浙江生源学生不及格率比过去大幅提升（有的班高达30%）。老师和学生都承认，2017级没有选考物理的学生入学时基本只有初中物理水平，哪怕大学老师关心、同学帮助、自己努力也难以弥补巨大的学力差距。

这种制度性的不及格对学生的学习自信和兴趣造成严重打击，起步就大幅落后，劣势不断累积，可能再也打不开通向专业成就的大门。

在物理教育界具有很高威望的清华大学朱邦芬院士为此亲自深入浙江多地中学考察，奔走呼吁，笔者也访问了许多一流大学的教授，他们均为此次科目选考改革的弊害深深忧虑。

从国家综合实力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趋势来讲，我们需要扎扎实实地培养大批工业领袖、工程技术人才，高中生逃避物理的大势说明，如此改革并不符合当前的国家战略。

另一方面，为什么大学在招生录取时不能严格限制选考科目？制度设计者也发现，实际情况违背了初衷，2016年的招考中90%的大学和专业都没有设置任何科目要求。那是因为任何一所大学都处在某一个层次的生源竞争之中。

在考生面前，大学实际上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清华和北大要争取最优秀的学生，普通的大学担心招不足相应层次的学生，过于严格、具体地规定选考科目很可能在招生中自设限制。

5必考科目需要顶层设计

进一步讲，文理分科是正常而自然的，多数人都能意识到自己有或文或理的禀赋倾向，从文理之分到逐步收敛方向进入特定专业的过程也符合高中与大学教育的衔接要求。

我们真正反对的是为了应付考试只学文，放弃理，或者只学理，放弃文的严重偏科学习，文理分科本身不是问题所在。

科目任意选考看似终结了文理分科，其实是把两种偏科扩散成数十种偏科，因为可以不选考，所以放弃学习的现象更加普遍，又因为选考组合变得复杂、战线拉长，弃学现象从高一就开始了。

可以说，科目选考制度在纵容更加功利化、策略化的偏科学习。

如果认清高考指挥棒效应的必然性，就会意识到，能阻止严重偏科学习，能够使考试回归实力比拼的本意，能够减少博弈因素的政策方向的，不是“选考”，而是“必考”。

高考制度承上启下，扼住了整个教育体系的咽喉，考什么、不考什么，应当是重大的顶层设计，政府不能放弃树立考试标准、不断优化考试内容的责任。

6多次考试加重备考应试负担

同样本着赋予选择权的出发点，此次改革另一项创新举措是多次考试，似乎要把学生从“一考定终身”中解放出来，减轻负担。

可是细细一想就会发现，所谓“一考定终身”是个伪命题，如果“一考”说的是“只有一次考试机会”，那显然不符合事实，自从2001年高考取消了年龄限制，每年都有大约六七十万的往届复读生、社会考生参加考试，他们并不会受到录取歧视。如果“一考”是指“一种考试”，那么反而可以说，对所有人不分贵贱贫富，仅凭一种考试就能够切实开启阶层向上流动的道路，并且每年都有这样的机会——还有其他什么社会制度具有如此好处？

一开始问错了问题，于是无法对症下药。事实上，高考中一门科目多次考试会加重学业负担，扰乱高中教学秩序。以英语为例，每位应届生可以在高三阶段考两次，取其中较高分记入高考成绩，而其他科目都考一次。表面上，英语考场内外学生表情比以往轻松了，家长送考也减少了。实际上，九成以上的学生都去考了两次——哪怕能再高一分也好。

多次考试减轻的只是考场上的紧张，却会使平时的高中教育更加应试化。

7个性化地学习，统一地考试

大道至简，高考改革不应使选择高度复杂化。

在下一代的教育和重大的人生经历中，我们设计的制度要让每一个上大学的孩子都切身体悟到利己主义的精密谋算才是社会秩序和人生道路选择的本质吗？

我们在提倡素质教育的同时要认识到，学习成长不只是个人自己的事，要成为社会的一员，从小到大，从地方的到国家的，参与公平的考试选拔也是成长中不可逃避的环节。作为势必要经历的一次国家遴选，高考越简明直接，负担越轻。

真正的获得感来自更丰富多样的教育供给。主管部门应当给学校和老师特别是公办学校及其一线教师开放更多自由度，激活丰富而有质量的教育供给，也要使学生有机会选择符合自身禀赋条件的个性化学习方式、适合自己的老师和同伴。

现如今的公办教育却不允许学生自由选择学校教育供给、无法选择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反而要求自由选择考试。这种颠倒结构继续下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和有学业追求的学生离开公办教育系统。

总之，教育改革要增加获得感和满意度，选择权应当落实在学习过程而非考试。

8小结

当前素质教育的疲弱并不能简单归咎于高考指挥棒太硬——必须跳出这种思维定势。对国家顶层设计而言，真正的素质教育要实现，绝不可能是以消除选拔、做空高考为手段和途径。统一公平有效的考试选拔与正心树德美材的素质教育都是中国教育体系应当确立的核心价值追求，是中国现代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两块基石。

如果说中国现代教育体系能建立与我们国家综合成就相匹配的自信，乃至做出世界级的贡献，就必须在把握高考精神和素质教育的平衡之中开辟出一条独特的道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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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班”再思考

2017年，上海市顺利、平稳地完成了新高考方案的试点工作。回顾三年的高中教育改革历程，感触很多。在此期间，我校尝试开展了“自主选科分层走班”，以下简称“走班”，走出了高中育人的新格局。

一实施“走班”模式的前提

作为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我校自2006年起便承担内地新疆班教育教学，并于2014年成为上海市15所现代化、高标准寄宿制高中之一。我校硬件条件不错，但生源结构复杂、差异非常大。

面对高考新政，针对高二年级的课程开设，我校制订了三种课程方案。方案一，高二年级仅地理学科走班，其他学科不变。

方案二，6科套餐制走班。

方案三，6科自选制走班。

三种方案各有特点，基于管理方便、基于高考提分、基于学生选择，我校管理层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讨论回归到教育的原点——育人。于是，选择第三方案便成为我们的共识。

高考新政以来，我校首届共有14个班级，其中4个新疆内高班。529位学生中有149位新疆籍学生。

经过学生的自主选择，我校选科情况如下： 46.3%的学生选物理，49.9%的学生选化学，55.8%的学生选生物，33.8%的学生选政治，38.2%的学生选历史，由于地理等级考安排在高二年级等原因，所以76.0%的学生选地理。

我校考虑到新疆班学生与本部学生在学科学习基础上的显著差异，同步要求对他们的学习不利；而等级考的学科要求，对于一部分学科资优生来说又过于浅显，不提高教学要求，对学生们的未来发展不利，所以我们在学生自主选科的基础上，又有了学科分层教学的计划。

二“走班”模式的特点

我校“走班”开始了，然而“走班”的烦恼也如影随形。在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支撑下，我们不惧困难，走出了高中育人的新格局。

1.改变传统管理模式，形成管理育人新思维

实施“走班”后，我校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和原有的规章制度、管理模式、评价方式等相冲突。原有的许多规章制度的出发点是有利于“管”。以“管人”为出发点的制度“易立”，而以“育人”为出发点的制度“难行”。

1、实施“走班”后，排课系统如何跟上“自主选科分层走班”的需求？

2、怎样合理排课使得高二年级、高三年级“走班”不冲突？

3、等级考与合格考“走班”如何协调？

4、怎样安排期中、期末的考场？

5、高一年级开设几门学科，课时不够如何解决？

6、实施“走班”后，最适合做班主任的教师集中在语、数、外学科，如何破题？

7、怎样合理评价“走班”教师的教学质量？

8、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富余师资怎么消化？

9、实施“走班”后，无固定的学生自修课多了，谁该是管理的主体？

10、谁来监管学习不自觉的学生和乘机逃课的学生？

11、“走班”学科的“拉差补缺”怎么解决？

诸如此类的问题层出不穷，这也要求管理者改变传统管理模式，形成管理育人的新思维。

2.任课教师管理班级，一个教师的班级也正规

在传统教学中，班级管理主要是班主任的事，学科教师只要去上课就可以了。然而，在“走班”教学中，每个教师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班。所以，“走班”教师进班级上课前先要做好该班级的内务管理，否则这个教学班就是一团散沙。当来自14个班级的学生走到一起，收齐作业也成为一件不容易的事。“走班”课上学生间发生矛盾，任课教师必须承担解决问题的责任。可见，任课教师挑起了史无前例的重担，他们从不适应到适应，角色转变的背后是教学与育人意识的增强。

3.年级管理精细化，学生自主服务人性化

实施“走班”后，年级组的管理工作更显重要，也更需精细化。

首先，强化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自觉。同一行政班的学生组成了互帮、互助的小组，在课后作业、咨询答疑等方面建立联盟。学生们在自习课上互相管理、互相监督，真正养成自学自研的习惯。

其次，各年级组创设了针对“走班”的一系列管理策略：专门设立了作业“中转处”，解决“走班”后学生交作业的混乱现象；建立了自修学生集中管理制度，由年级组指定教师轮流值班；加强了“走班”课的年级巡视，尤其是对学生出勤加以管理；恢复预备铃声制度，杜绝教师拖堂现象，确保学生在课间完成“走班”。

第三，协调师生间“教”与“学”的问题。我们完善了针对中途换科学生的管理与协调、针对年级“问题生”的管理等工作。

4.学生导师亦师亦友，生涯规划课程系列化

自2012年起，我校就在高一年级中开设了“中学生生涯规划”课程。通过知己、知彼、抉择、行动、目标五环节，在生涯测试、校友介绍、职业体验、高校一天、生涯规划等活动中，在我校专业合作伙伴的三年跟踪支持下，绝大多数学生学会了思考、选择。生涯规划正在成为描绘高中生“学会选择”的校园五线谱。

自2014年起，我校实行了“一生一导”，即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导师。这种选择是双向的，学生可以选导师，导师也可以选学生。导师每两周至少要与学生进行一次谈心，以此了解学生的思想状态、心理变化等，并对于学生的生涯规划、心理困惑、学习困难等问题，给出温馨的建议和指导。

5.综合素养评价有引领，社会实践呈气象

我校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和研究型课程始终踏踏实实地落实，形成了一批高质量、学生喜欢的特色课程。我校志愿服务孤寡老人的“模拟家庭”活动开展了近二十年，全员义工制度实施了8年，走进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已经成为我校学生的必修课。另外，机器人工作室、科技创新项目、创新实验室、科学探索馆、跟着高校教授做实验等活动，让爱好科技的学生有了施展才能的舞台。

三“走班”实践的困惑与思考

困惑一：“选科走班”能更进一步吗？在一次“走班”专题座谈会上，一位学生问我：“校长，我们可以选学科，还能选教师吗？”让学生选择学校，最后淘汰的是学校，学校可以在教育变革中求得新生；让学生选择学科，最后淘汰的是学科教研组，教研组可以在组织学习中实现重构；让学生选择教师，最后淘汰的是教师，教师可以在专业学习中获得逆转。另外，我校“走班”教学迟早会涉及语、数、英三门学科。尤其是数学和英语学科，学生们学习兴趣、学习基础、学习能力差异较大，只有因材施教、分层教学，才能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得到提高。

困惑二：学生不会选择时，是“教会”，还是“替代”？有人说：让高一年级的学生去选择未来高考的学科是否太早？虽然有生涯规划课程，虽然有导师制，但还是会有学生不会选择，或者有选择困难综合征。学生们不会选，选了又后悔了，这些情况都会长期存在。高一、高二年级学生年龄还小，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教”他们，到了高三学生不会选志愿，其结果就会是家长替代、教师替代。与其到时替代，不如提前教会。当然，学生毕竟不够成熟，他们还不能真正担负起“落子无悔”的责任。我们在设计“走班”方案时，在高二年级第二学期和高三年级第一学期都留有两个转科的窗口。

困惑三：教师的课堂魅力在何方？我校学生很快便适应了“走班”的节奏和“走班”的文化，而教师们却难以适应，或者说教师们不太愿意改变。原来“三加一”高考体制时，每科高考分数都是150分，学生都不敢放弃。不少教师借着“高考”的“虎威”，在讲台上“呼风唤雨”。新高考采用“三加三”模式，等级考单科的分差只有30分，等级考0.75的难度系数，令长期徜徉在难题、偏题海洋中的教师难以适应，普遍感觉找不到方向了。教师的课堂魅力在何方？我们认为，应该回归学科的本原，回归学科的核心素养，回归育人的核心价值。